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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轶事典故

爱恋湘灵
  白居易11岁那年,因避家乡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之后在那里与一个比他小4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白居易有一首诗名为《邻女》,追叙了十五岁的湘灵,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由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17年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虑过结婚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回符离住了近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封建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白居易无奈,便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门户大于一切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他们的婚姻无望了,但他们深厚的爱情并没从此结束。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在近8年里,母亲再没让白居易和湘灵见面,也不允许他提起湘灵。
  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未结婚。这首诗里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此恨与《长恨歌》的恨不会毫无关系,所以说白居易亲身经历的这段悲剧般的爱情为《长恨歌》打下了基础。
  直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变换旧村邻而湘灵已不知去向的时候,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恋爱悲剧才划上了离开的句号。

樊素小蛮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时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素口蛮腰,蓄妓(这里的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卖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但是他心爱的马居然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和小蛮等对白居易还是蛮有感情的,都不忍离去。樊素感伤落泪地说:“主乘此骆五年,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愦。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白居易也长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返庙,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当然最后于白居易70岁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家酿名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心瞩洛阳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从江西浮梁县到洛阳省母。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春游于洛阳。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去长安,打算回洛阳隐居。便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两匹马作价的钱,在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年)他与刘禹锡结伴归洛阳。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阳,与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交游。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洛阳,长期住在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至直18年后终老。正象他自己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诗词流传至今三千多首,数量居唐代名诗人之首。
  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71岁时,他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做官30多年,以清贫自守,体察民情,从未忘记老百姓的疾苦。他73岁时捐资并提议民众共同治理被称为“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使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径从今免苦辛”,白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太和六年(832年)七月,白居易把自己为元稹撰墓志的钱,捐献给僧人修正香山寺,使香山寺面貌一新。
  开成元年(836年),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65卷,共诗文3255篇。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为后人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他留下的3000多首诗中,讴歌洛阳的就有800多首。如《洛城东花下作》中的“记得归诗章,花多属洛阳”。《柳枝词八首》中的“何以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在白居易的笔下,人们了解了洛阳的美容,对洛阳更加热爱。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诗中写的“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会昌四年(844年)春,白居易已73岁了,他还到赵村(今洛阳市东南部)观赏杏花,写了《游赵村杏花》诗。
  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和在洛阳的6位年过70的朋友,组成7老会。后来95岁的僧人如满和136岁的李元爽,也参加了7老会,号称“九志图”。他们饮酒赋诗,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临终前,他遗嘱“不归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埋在龙门东山琵琶峰上。人们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加以扩建,建成了“白园”。整个白园庄严肃穆,质朴典雅,布局结合地形,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错落。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干旱天气,西湖水很浅,不够灌溉农田;每到下大雨,又会湖水泛滥,不能积蓄。这种情况使西湖不能尽到最大的效用,造成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都发生问题。
  白居易是怀着“下恤民庶”的抱负来到杭州做刺史的,到任以后,就把彻底治理西湖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西湖东北岸一带筑成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农田有水灌溉,人民有水喝。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离任前的两个月得以竣工。824年三月,白居易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一文,刻成石碑,立在湖岸上。这篇碑记就成为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提,人们就称它为“白公堤”,表达了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
  当然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例如,当时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十分担心,而且提出了反对意见,白居易对此一一作出了解释与批驳。并且,白居易也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作了细密的测算。
  当然,最后捍湖大堤的建造是十分成功的。
  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还是当时杭州一条热闹繁荣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就以白堤为白公堤的替身,来寄托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之情。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说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实际时间仅20个月。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公却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对杭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边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按说水源还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大成问题。
  原来,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唐代的杭州范围比今天要小得多。城中居民大多住在井边,取井水饮用,而井水却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居民为解决日常引用水问题,往往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又浪费力气。
  第一位浚六井,解决饮水问题的官员是李泌。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只要西湖水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们就可免除远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心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亲自主持并完成了西湖水的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长安居大不易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典出《唐摭言》卷七)
  白居易(772年~846年), 字乐天,自称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的祖先是山西太原人,后来又迁居到陕西韩城,最后定居在陕西下邽。据说白居易刚生下来才两个月,①奶妈抱着他,并指着家里的书让他看,他虽然口不能言,但心里却早已认识“之”、“无”二字了。所以后来人们在谦逊地称说自己所识别的东西不多抑或知识有限时,便往往会用上这典故,说是“略识之无”。稍微长大了,白居易尤其喜欢读书,而且他的记忆力之好极为惊人,凡是他过目的书,就没有不把它紧紧记在了脑子里的。而他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非凡才华,便更是让人吃惊不已了。
  诗才已经不同凡响的白居易,在16岁那年便只身来到了京城长安。他闻名去拜访当时掌管编纂国史以及为朝廷起草文告诏令的著作郎顾况,以便请顾老前辈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亲切指点。而苏州人顾况却是一个自视甚高、很少对他人有所推许的著名诗人,尽管他家门口车水马龙,来拜访和求教的人很多。那天傍晚,仆人就要掌灯开饭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小青年竟在此时此刻递上了他自己的名刺,并在他诗稿的封面署上“白居易”这三个工整的楷体字。
  因频繁接待来访客人业已有些疲惫了的顾老诗人,一眼瞥见“白居易”三字,遂禁不住大笑起来:“呵呵,好大的口气!要知道,京城长安现在米价高得很,平时就是想居住下来也挺不容易呀,更何况居然要想白白居住!”说完,他趁家人还没有把饭菜摆上桌来的当儿,便漫不经心地浏览起白居易呈给他的诗稿。一打开扉页,里头第一首就是题为《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五律。
  当他看到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眼睛蓦然一亮,顾老诗人就再也不能移开目光了。可以想见,此时他固然已不敢再漫不经心了。他一手捻着他那把略已花白的胡须,一手紧握着诗稿,转而细细地品味起来,并不时点了点头。然后他又腾出了那只轻捋胡子的手拍案叫绝道:“能写出如此之好的诗句,要想在长安居住下来,又有何困难可言哉!老夫刚才的话,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的啊!”
  这是顾老诗人欣赏白居易该诗中野草所蕴涵着的顽强生命力,纵然在历经野火焚烧之后,但它一经那春风(请注意,此二字在古代诗文中是一个蕴涵极为丰富的词汇)吹拂,它便又生机勃勃地绽出嫩芽,并开始生长和迅速繁衍起来了。作为一个人,难道就不应该像这株莽原上的野草一样,在逆境中顽强斗争,以期倔强地生存下来吗?而这,该是多么需要精细观察和深刻领悟呀!不用说,这正是作为诗人所必备的良好素质,所以顾老诗人不禁为眼前这位天才少年所深深折服了。
  接下来,得到了老诗人顾况的大力赞扬和多方介绍,少年白居易的诗名顿时便传遍了整个京城。但非常遗憾,由于白居易还没能得到更为强有力的引荐,虽然在长安居住了三年,他却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于是只得黯然离开了。直到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他才以高科考取进士,此后便踏上了仕途。再就是他的诗名不但在全国知名,到处流传着他许多杰出的作品,而且他的诗名还传到了鸡林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可见,顾老诗人当年并没有看错白居易。
  按:① 然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则称七、八个月也。② 20世纪许多选本亦据《唐才子传》仅仅选录该诗前四句,要知道这并不科学;而且,它也是对白居易诗作的肆意阉割。至于其颔联,乃系是流水对的构句方式,同时它还使用了“隔句拗救”这作诗技巧。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

唐代 白居易

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

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

七夕

唐代 白居易

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

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牡丹芳

唐代 白居易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

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

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

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

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

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

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

浓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

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

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

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

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

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

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

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

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

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

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

无人知,可叹息。

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

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卖炭翁

唐代 白居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红线毯

唐代 白居易

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

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广十丈馀,红线织成可殿铺。

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

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

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

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

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

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村夜

唐代 白居易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门前一作:前门)

舟中读元九诗

唐代 白居易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闇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与元九书

唐代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上阳白发人

唐代 白居易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

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唐代 白居易

澹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

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粱。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好著丹青图画取,题诗寄与水曹郎。